【学术关注】孟维杰| “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学思考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命运的大考，随即人类进入了“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使人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难题，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动诠释、检验和践行。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形成为前提，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意识自省。从心理学的视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发生机制，既可深化和拓展对其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意识；类本性；公民身份；共同价值

作者简介：孟维杰（1973—），男，黑龙江龙江人，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心理学研究。

一

“后疫情时代”：彷徨而充满希望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挑战，将全人类、全世界各国都裹挟其中的抗“疫”战争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人类在这场疫情中真正切身感受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只有以团结协作和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方式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和难题。这场疫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动诠释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无疑在这场抗“疫”大考中愈加丰富和完善，其思想内涵和精髓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与证实，也将其思想的现实性与前瞻性展示和表达得淋漓尽致，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类前行的思想引领。当下，人类进入“后疫情时代”，这是一个充斥着彷徨与迷茫的时代，也是一个拥有希望和变数的时代。在这样的特殊时代语境中，人类前行的道路该向何方延伸，人类该如何面对这场大考，的确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一道难题。从心理学的视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心理发生机制，是从心理层面深化和拓展对其认识和理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疫情后全人类的精神指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性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语境中，伴随着国家意识觉醒，以自身发展引领人类进步的国家话语意识的深刻表达。这一方面凸显了中国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信心与力量，传递出大国崛起的和平意图和担当；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厚重以及背后的“和”的文化心理，折射出东西方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当下人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不期而遇，既是对这一思想内涵的深刻验证，同时，也是对该思想的一次进一步的凝练和升华。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惨痛的事实与教训已经明证和昭示，面对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仅凭一国之力来阻挡疫情蔓延，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疫情没有国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场疫情，既可以使国与国之间口诛笔伐，甚至兵戎相见，但也可以让更多的国家与民族消除心理隔阂，摒弃意识之争，抛却冷战思维，共克时艰，在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道路上不遗余力。这不仅彰显全世界各国人民和衷共济、互助互惠、共治共享的人的“类本性”，而且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信仰，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认同。这不仅深刻证明了人类社会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交往之便利、融合之深入、关联之紧密前所未有，而且集中凸显了人类社会应对公共危机的脆弱性。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和全球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需要凝聚全人类的智慧与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凸显出这种紧迫性与必要性。

疫情终将过去，但疫情留给人类的思考与记忆不会消失。大疫面前，人类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终极命运的追问会变得更加深刻，对于人类如何携起手来共克时艰并有效创造未来的思考也会更加深入与宽泛。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髓就愈发显得具有真理性。疫情当下，如果说，我国抗“疫”的初战告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信心、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再次验证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的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放眼全世界人类抗击疫情战争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也表明没有任何国家、组织或者个人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 当世界变得愈来愈撕裂，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从撕裂的世界中受益，只会从世界的撕裂过程中遭遇到更大的伤害。正如人类学家米德所说，从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这个星球的文明的起源正是源于人类的守望相助。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他人只是袖手旁观，隔岸观火，那么只能加速人类文明的堕落甚至灭亡进程。在汹涌的疫情下，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代这样愈发感受到团结一致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全球化的今天，全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会面对共同的挑战，承担共同的责任，共同面对相同的命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因灾难和考验愈加心意相通，也将因人类的美好追求和携手努力愈加未来可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或是概念表达，而是关乎人类自身未来走向、命运和安全实践主题的应然表述，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精神指南和道路引领。

三

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石

从心理学视野，人类在追求“合作”“和平”“和谐”上存在广泛的文化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和理想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是人类自身摒弃彼此的政治偏见、意识刻板和地域隔阂，达成心意相通和休戚与共的信仰和意识，以共同的科学精神和超脱的全人类理念来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即形成人类共同体意识，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定的心理构成和内生机制。从文化心理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首先以共同体意识形成为前提，同时，这也是必要条件，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会缺少一种文化自觉和意识自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全球秩序有序和新文明构建的精神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

（一）人类的“类本性”属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基础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人具有的“类本性”。这种“类本性”可以超越民族、种族、东西方界限和隔阂，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共有的一种社会属性，即人类从过去的群居生活形成的群居性，再到当下人类高度的社会分工也依然会具有某种共有的“类本性”。这种“类本性”具有抽象性、可表征性和公约性，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这些带有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追求的公共属性，是人类千百年来即便是历经无数次战争或者灾难，伴随着人类前行和探索的脚步，依然不能被耗尽或者湮灭的。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向往与追求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这些价值如微火成炬一样照亮和指引人类前行的道路。如果从心理学视角来审视，人类在长期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在复杂的心理现象表象背后凝结而成近乎抽象的文化心理本质或者心理实体。既然是人类形成的一种共有的心理属性，则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心理基础。只有共同体意识被尊重、被保留和被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成为可能。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全球化向纵深方向深入，加上资讯的迅猛发展，人的发展可能会超越血缘关系与地缘界限，同时，可能会跨越由对宗教、文化、民族等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形成的权力共同体边界，进而生成无限接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越是高度发展，公民素质越高，就会越容易形成世界公民心理，这种公民心理的形成是在摒弃了种族、民族、人种、国家及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刻板印象之后，出于对人类本性的高度认同、尊重与信仰，形成一种人类共有的文化心理，这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作为世界公民心理状态，如同存在论一样，即探讨和追问存在作为存在所具有的本性、永恒和规定。人只有认识和理解事物对象的“本体”，才算是真正认识了事物对象的本质。在本体的彼岸世界，那里灌注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理解和渴求，表达了人们探求未知世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这就意味着，人类可以超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人类心理生活现象的表面，去探索和构建人类心理生活现象背后普遍的心理本体。这种普遍的心理本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精髓与核心要义，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条件。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沟通和联结中，超越东西方固有的价值追求，生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和理念，抛却“零和博弈”思维，实现对国际秩序失责、失范、失序状态的规范与重构，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人类共同体思想所表述的那样，“不仅为建构健康、公正、合理的全球伦理奠定了价值基石，为发展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伦理矗起了精神大厦，而且为创造包容互鉴、和而不同的人类伦理文明提供了义理支撑”[3]。

（二）公民身份的认知转化与重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结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是公民主体身份。目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语境下公民主体身份依旧是本国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外化身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对抗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转化与重建公民的身份认知。各成员主体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我的身份认同与身份认知，积极投身于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创新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成员的共同身份，达成价值与共识的自我确认，实现自身所属国家或者民族、种族的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契合，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创造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公民不仅以价值认同作为观念建构的基础，而且以角色转化作为观念建构的关键：前者题中之义在于，尽管目前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对抗与对立仍然存在，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或者价值观诉求，但是，伴随着人类发展与交往，源于人类的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也会逐渐形成各民族共同的实践、认知和价值。多元文化背景下价值认同冲突在当今社会通常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呈现，多元文化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障碍，而是能为共同体内的问题解决贡献多视野智慧的积极力量。公民身份认同需要价值转向，只有将自身的身份认知融入共同体的身份认知，真正认识到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人类发展而言的重大意义，而非以一己之私，将自身的身份认知强加于共同体身份，才能消解公民身份之间的裂痕与断层，整合成人类共同体意识；后者核心要义在于，公民身份的角色转化要求成员破除彼此之间的依附关系，重建对话方式，这就意味着公民的身份首先是独立的，彼此互相尊重与理解，建立一种共同身份，而公民主体之间生成的关系则是平等与互惠。同时，要认识到成员的角色认知转化并非角色地位交换，这是在确立共同身份基础上观念的自然生成，不依靠外部的强制性而更多受共同价值取向的规约。这表明角色认知的转换无论是对于公民个体还是国家，可在进退之间以共同的协商和对话机制，实现角色之间的新型平衡，构建全新的协调和沟通的话语体系，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 此后，人类的“共同价值”命题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表达。共同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反映了全人类的核心关切、共同利益与共同福祉，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期待，“共同利益概念超越了公共利益的辅助性概念。后者将人类幸福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从‘共同利益’的角度看，重要的不仅是个人的‘好日子’，人类共同拥有美好生活也很重要”[5]。普世价值则是西方所极力倡导和强力推行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视其为全人类最好或者最高的价值标准。西方通常借助政治、经济或军事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向非西方国家和人们推行和普及自己的价值观，奉己为尊。如果非西方国家不遵从或者不接纳西方价值观，则西方不惜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各方面加以鞭挞，甚至在军事上大动干戈。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普世价值的传播与推广，其本质就是对自己的价值观的强行贩卖，是一种赤裸裸的价值灌输与文化殖民过程。因此，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存在着根本区别，如果说前者着眼于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愿景表达，是全人类多元价值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平等共存，那么后者则立足于西方文化对西方人价值观的唯我独尊，是西方价值观凌驾于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存在。“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识，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6]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仅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有价值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共同体中价值趋向统一，逐步形成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7]。

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的人们会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并且，也会有表现各异的价值认同，但是，全人类生活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决定了人类在每个时期会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以人类的“类本性”为前提，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全球治理体系健康有序发展为着眼点，不仅升华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外在驱动力，提升了人类共同利益的自觉能力，而且提供了各国以人类共同价值来维系和处理国家、组织之间关系的价值准则与价值支撑。缺少了这种对共同价值认可的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则会失去内生动力，也缺失了价值层面的力量供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的逻辑的自洽也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难题。“在世界多元化的发展中，各国越来越需要价值共识以求得共赢。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识，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8]

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依托。[9] 须知，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具有规范、约束和导向作用：规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需要恪守的规则与价值标准，约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行为的要求，导向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面向全人类根本和一致的理想愿景诉求。只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可并非天然而成，而是需要人类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发展路径、共同价值追求、机制、策略等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直接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对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准，提供了国家之间行为关系的参考框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类的未来期许，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核或灵魂。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充分的自觉和自省，并得到全面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坚持和增进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本着对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认可，世界各国才能自觉自愿地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征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四）话语自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与主张的话语自信从何而来？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而衍生出的全新的话语体系和旺盛的生命力。话语意指人在某种特定语境下语言及其他符号的运用或者表达。话语自信是人在表达话语时流露出的底气与信心。话语的根基是文化，文化是话语核心，文化为话语生成提供了土壤与语境。不同的话语表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表征。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诉求、精神积淀和劳动智慧，话语自信说到底其实就是根基于文化自信。千百年来，人类创造出了形态各异、内容丰富的灿烂文化。正是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与文明的多样性，并且文化之间兼收并蓄和取长补短，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连绵不绝和源远流长。文化之间是平等的，文化只有特色与个性区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别。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习近平指出：“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千差万别，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文明画卷。我们要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让各个文明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10],“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以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为根基，不仅传递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同时，融进了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表征与话语诉求，表现出文化的共享性和内外相容性，凸显出强大的话语自信。这种话语自信以文化自信为前提，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心理、文化智慧和文化动力。“只有具备充分的话语自信才能够做到话语自觉，同时，话语自觉又会增加话语自信。”[11] 一直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成为观照西方政治生态的主流思想范式后，西方文化的殖民心态与行动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进行强力压迫与限制，刻意造成文化冲突与分歧，并企图以所谓优越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文明，其实质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2]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文化的活力在于文化对话，文化的衰落在于文化割裂，文化的自信在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在于文化自省。或许，中西方文明不存在绝对的冲突与差异。在构建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将对抗冲突转变为合作共赢才是明智之举。[13] 只有秉持着平等、包容、交流与融通的文化心理，开掘出多种超越对立、冲突的全球价值共识，在文化对话中凸显话语自信，才能将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和多彩性凝练成文化发展的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的滋养和文化心理力量。

四

结语

“当今时代，人类正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14] 这个时代既带给人类更多发展机遇与可能，同时，也推动人类无可避免地进入“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与提升，是应对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的题中之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以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形成为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只有全人类的心理不断优化、不断规约和不断自省，主体的人格予以最大程度被尊重，才能不断凝练和融合成全人类共有的价值意识和文化心理，促进话语自觉，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只是经济上的关联、利益上博弈、精神上分离的状态，不断提升人类自身心理的包容度、认同力和吸纳力，成为处于同一时代语境中有着共同文化心理追求的共同体，为指导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心理智慧和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82~87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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